馆陶县位于河北省南部，而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则位于我国西北，北边与蒙古国接壤，两地直线距离约1360公里，如果以驾车的实际距离则有1800公里左右。两者本来可能仅仅是除了借助于旅游者能够发生联系之外，在其他方面则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在上个世纪的两次考古发现却让两地有了一定的联系，这就是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有着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之称的“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的发现共有两次，先是1930年，由瑞典学者F.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对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调查挖掘，出土简牍10000余支，被称为“居延旧简”；第二次则是在1972年至1976年，中国考古队在居延地区进行全面、深入发掘，共出土19637枚汉简，其中有纪年的汉简就达1222枚，被称为“居延新简”。

居延旧简最早的纪年简为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为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居延新简中最早的纪年简为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最晚的为建武七年（公元31年），从时间来看，两批汉简的制作年代并无差别，仅仅是发现的时间有早有晚而已。

在新旧两次发现的居延汉简中，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文化等方面。其中政治方面主要包括汉代的养老、抚恤、吏制等；经济方面则主要是农垦屯田；军事方面主要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科技文化方面记载的更为广泛，甚至还记载有九九表。

在其军事方面主要是西北边塞烽燧亭鄣的文书档案，居延地区在汉代设有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都尉府设置都尉丞、候、千人、司马及其他僚属等属官，都尉府直接下属军事机构称候官，候官的下一级军事机构是部，部的下一级为燧，燧有燧长，管辖戍卒，少则三、四人，多则三十余人，成为最基层的瞭望防御组织，类似今日的哨卡职能。边塞的戍卒其服役的性质可分为燧卒、鄣卒、田卒、河渠卒、守谷卒、亭卒等。

目前，在额济纳旗“破城子”发现的有关今天河北省馆陶县汉简一共有4枚，其中涉及馆陶县的3枚，涉及在今天馆陶县北部清阳城、当时汉朝清渊县的1枚。这4枚汉简记载的是馆陶县3个“里”、清渊县1个“里”。据周振鹤《新旧汉简所见县名和里名》中记载：

1、居延汉简67.5：戍卒，魏郡，馆陶，池上里，庞胜；

2、居延汉简159.24：第十三队卒，魏郡，馆陶，上库里，尹疾去；

3、居延新简EPT（表示额济纳河流域破城子探方）65.449：魏郡，馆陶，春阳里；

4、居延新简EPT51.68：清渊，乘车里；

在居延汉简中的这4片记载，是汉朝典型的“名县爵里”，是当时用来表示一个人的身份的基本标识，爵位代表身份的高低，县名和记名则用来记录他著籍，亦即登记户口的地方。

比如居延汉简67.5：戍卒，魏郡，馆陶，池上里，庞胜一简。

此简介绍庞胜的身份为“戍卒”，就是戍守边塞最基层的士兵；魏郡则是汉朝的一个郡名，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共辖邺、馆陶、斥丘、沙、内黄、清渊、魏、繁阳、元城、梁期、黎阳、即裴、武始、邯会、阴安、平恩、邯沟、武安等十八县；县名为馆陶；里则是当时的基层行政区划单位，类似于今天的村。

由上面记载看，今天河北省馆陶县境内，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村名”有池上里、上库里、春阳里、乘车里（清渊县治所在今天馆陶县清阳城村）。在当时，馆陶县男儿不远千里来到汉朝北部边疆戍边，在无意之中留下的其身份记录“名县爵里”，不但成为价值连城的国宝，还使两地发生了一丝丝微妙的联系，此间的奇妙让人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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