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城市发展与科技革命
第一节 数字技术与城市发展
从蒸汽机、电力到互联网，技术发展对城市的影响不只是改变城市的流动方式、照明模式与交流模式。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铁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城市在贸易、物流以及生产生活方面的进步。电力的发明与应用从家用电灯、城市路灯开始，一直到催生城市生活电气化时代的到来，电冰箱、电风扇、空调等电器设备进入城市生活的客厅，给城市的消费模式、服务模式等带来了巨大影响。互联网的诞生从最开始的连接信息到连接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显然已经越来越突破互联网发展之初对“数字化生存”的想象。互联网不只是改变了城市运行的基础设施，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直播平台、游戏平台等在城市中的崛起，物流、人流、资金流、数据流在城市运行过程中的交织，意味着数字技术支撑的平台、数据和算法正在重塑城市的生存方式。我们不仅看到个别边缘城市在互联网直播间的流量驱动下被重新唤醒和激发价值，也看到有城市因为错失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良机而被抛下时代的列车，进而逐渐失去工业时代的荣光。
2018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智慧城市：数字技术打造宜居家园》报告指出，技术为城市发展模式带来的变革，包括低成本的信息流通和互动模式、动态实时的全局信息和响应能力、新经济与新产业的崛起等。从以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为代表的“铁公基”，到以5G、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数字时代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升级与重塑使城市发展正在面临底层逻辑的刷新。截至2021年3月底，我国已累计建成超81.9万个5G基站，高于2020年底的71.8万个5G基站。[6]根据ABI Research最近的一项研究，预计到2025年，中国5G用户将达到7.39亿。这一数字将占全球5G市场份额的近40%。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达到1776.4亿元人民币，且由于疫情防控，以信息申报、扫码通行、视频会议等为主的SaaS需求陡增。GSMA（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发布的《2020年移动经济》报告显示，预计到2025年，全球物联网总连接数规模将达到246亿，中国物联网连接数将达到80.1亿。Markets and Markets预测，到2023年全球数字孪生市场规模将达到157亿美元，到2025年将突破260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38%。中国数字孪生城市投资活跃，预计到2023年，本地新型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将达到1.3万亿元。中国城市信息模型（CIM）相关投标项目从2018年的2项快速增长至2020年的19项，仅城市信息模型公开招投标项目规模已经超过8亿元。[7]技术驱动的城市发展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势，由技术创新、投资以及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城市内部的产业结构、服务体验、治理秩序的变革也成为全球各大城市日渐关注的焦点。
数字技术的崛起不仅为城市决策、治理与服务带来新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激活了平台企业、社会组织、市民积极参与城市治理和服务创新的热情。艾瑞咨询在《2019年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报告》中指出，智慧城市的相关应用能使城市中的袭击、抢劫和偷窃率降低30%～40%，使城市温室气体排放和不可回收垃圾减少10%～20%，使市民通勤时间减少15%～20%，使城市就业数量提升1%～3%。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技术的角色与价值也在随着城市的发展阶段与诉求不断演变。数字技术之于城市，正在由一种工具、资源等被动型、支撑型角色，逐渐转变为关乎决策意志、市民权利、安全风险的主动性力量。
移动互联网正在快速提升城市的发展势能。移动互联网通过对城市服务场所与服务时段的无边界扩展，使城市服务的供给数量得到了释放与跃升。此外，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特性与智能手机及其他智能设备在线生态的能力，城市服务的流程与体验得到了优化与改善，移动城市服务产品的轻量化与人性化成为基础服务标准，“用户获得感”与服务温度成为移动城市服务的关注焦点。大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正在成为城市运行的新“燃料”。对于城市而言，大数据在城市运行决策优化、城市治理模式精准化、城市服务模式定制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城市大数据分析与挖掘，可以提前感知和预判未来一段时间内城市的运行态势，提前对风险隐患启动应急预案，防患于未然；结合不同空间、时间以及不同条线部门的大数据，分析城市问题的核心症结，从而从根本上提出解决方案，做到标本兼治；对目标市民群体及企业的城市服务诉求进行精确感知，在不同时间、位置以及场景进行个性化服务推送与输出。物联网则正在成为城市运行“感觉系统”，并成为“一网统管”的重要基础设施。通过对不同城市的基础设施安装符合管理需求的传感器设备，对监测目标进行实时动向监测、数据采集与分析，及时准确地预测、分析和判断，以确定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行状态、是否遭到破坏以及是否需要维护或更新；通过物联网平台与设备对城市水、电、煤气等能源的远程监控，可定时记录与观测城市能源损耗状态，对目标区域的能源浪费实现精准控制，如遇城市大型活动及突发紧急状况，可对电力通信供给进行战略优化与远程调度；对于工作人员无法抵达的区域和空间，可通过无人机定期巡航实现近距离触达，以监测目标绿地、河道、森林等的生态保护状况，或替代工作人员进入危险区域进行作业。
此外，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与服务的流程、体验及创新上正在改变城市的治理模式与服务供给方式。通过对城市治理与服务流程的标签化设置与优化，面向特定城市人群创新城市服务的供给方式，通过身份验证、即时互动等手段，以及虚拟现实、物联网等技术的综合运用，为市民办事服务提供全息化、沉浸式服务。人工智能还可以提升城市应对灾害与风险的能力，在城市服务平台的海量用户行为与服务数据沉淀后，通过算法构建与机器学习，对未来可能出现和发生的城市灾害进行提前预警。
区块链的本质则是以一种全新的信用分发管理机制重建一套社会治理与运作结构，目前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政务数据共享及电子证照应用领域。区块链对城市治理与服务的影响主要在于隐私保护与服务创新方面，具体应用场景包括个人身份验证、市场监管、政务公开等。除了通过联盟链方式使市民前所未有地掌握自身数据的使用场景、调用来源及应用流向，区块链+政务服务还可以在“一网通办”“免证办”等方面为市民办事带来更多便利。
第二节 数据赋能的城市竞争力重塑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我们所处的世界，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数据。大数据的价值在于可以提供尽可能多的详尽信息，并对信息进行有效处理，以数据聚合技术、人才、资金、物资等要素，推动生产要素的集约化整合、协作化开发、高效化利用、网络化共享，形成全新的资源配置模式，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运作机制，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和水平。在2020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并要求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
数据要素成为一种市场要素与战略资源。大规模的数据资源处理、数据交换枢纽、数据共享服务平台的落地，将深刻改变城市以往的竞争优势与发展潜力。比如苹果iCloud数据中心落户贵州是因为其地理环境、气温适宜以及用电便宜，而非由传统的城市竞争视角下的交通、港口及自然资源优势所决定。数据中心的落地使城市化身为一个数字空间的关键枢纽，迎来通过数据赋能改变城市命运的时代机遇。
中国社科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9—2020：跨入城市的世界300年变局》认为，技术创新是决定全球城市及价值链体系演进的根本动力。在技术不断进步的当下，以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在不断地重塑政府、市场、社会公众间的关系。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网络结构化等理念嵌入城市治理整体架构中，通过技术赋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城市治理主体间权力分散的鸿沟。《科尔尼2020年全球城市指数报告：新秩序，新未来》指出，在后疫情时代下，未来城市应在城市价值创造、城市互通互联、城市空间专项三方面上发展。随着信息化、数字化与智慧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城镇化呈现出城市数字化和区域一体化逐渐融合的趋势。在“看得见的制度之手”的激励下，地方城市政府基于本地利益打造智慧城市的同时，也在使用“看不见的数据之手”引导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在长三角等区域的实践中，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平台、共享和扩散三条路径实现对传统城市治理边界的跨越，推动形成城市治理的“数字边界”。“数字边界”下的城市新格局的发展需要对地方治理体系进行适应性调整，有序推进政府间数据共享，同时要避免“数据失灵”带来新的社会鸿沟。
传统意义下，城市竞争力是在社会、经济、文化、价值观念、制度政策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下创造和维持的，是城市为其自身发展在区域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一个城市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城市资源经营、城市产业、城市环境与管理和城市发展战略上。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加快，数字化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改变人类社会，已然成为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体现着城市的竞争力。从数字经济发展角度而言，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从全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总量来看，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福建、湖北、四川、河南、河北、安徽、湖南等省份的数字经济增加值均超过1万亿元；从占比来看，北京、上海的数字经济在地区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数字经济GDP占比已超过50%。腾讯研究院发布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21）》显示，数字化转型指数持续走高，2021年一季度达到307.26，同比增长207.4%，体现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共生的趋势。其中，2020年，广东、上海和北京构成数字化转型指数的第一梯队，江苏、浙江、四川、山东、河南、湖南、河北分列4至10名，是数字化转型的第二梯队。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各地塑造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全国及头部省份的数字化转型指数
从数字治理角度而言，数字赋能的城市竞争力重塑主要体现在对城市政务服务供给能力的升级、服务流程的优化以及服务体验的创新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发布的《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政务服务“好差评”）调查评估报告（2020）》显示，在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重点城市的网上政务服务能力的调查评估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贵州等处于省级“非常高”序列，广州、南京、杭州、青岛、深圳、宁波、合肥等处于重点城市“非常高”序列；而从各省市对外披露的流入人口、GDP总量以及推出的省/市政务服务平台应用口碑来看，其网上政务服务能力也与省/市竞争力呈正相关。
数字赋能对城市竞争力的重塑不只是以数字技术作为城市发展“增量”，为城市各领域发展提升附加值，更在于通过数据价值视角的“存量”挖掘，以优化和突破城市的发展模式及瓶颈，通过城市数据共享开放，提升城市运行质量与市民福祉。比如通过政府主体间数据共享可以充分缓解城市管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通过扩大数据源进行远距离、跨时空的治理场景还原，快速、精准、有效地锁定城市管理目标，做到有的放矢。此外，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可以创新性地优化、再造政务服务流程，提升政府办事效率，使医保异地结算、地铁一码通行等此类面向个人的社会生活服务变得便捷，使异地开办企业、缴纳税金等面向企业的服务内容变得高效，从而改善城市的营商环境。此外，从城市在线社区与政民沟通平台的搭建，到城市地铁网点、公共卫生间及消防栓等市政设施的实时数据共享，许多城市希望通过开放数据来推动数字治理与数字经济的本土创新，同时吸引高流动性的数字企业家和创造性人才。从北京、上海、珠海等地的数据开放创新大赛案例可看出，数字技术支撑的平台、数据、算法已经成为新时期城市竞争力重塑的重要杠杆。
数字赋能对城市竞争力的重塑不只是体现在基础设施升级与产业发展带动方面，从近年来国内城市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深圳为例，通过对高校应届毕业生的落户施行“秒批”政策，以及对城市服务相关领域的延伸，使“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样一句“城市态度”显得更具有可操作性与吸引力；以上海为例，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改革推进，在疫情冲击线下商业活动的背景下，借由数字化方式对有能力和创业意愿开办餐饮店、奶茶店等支撑城市烟火味的个体工商户给予政策救济与激励；以长沙为例，由于数字化转型的推动，她从一座以电视娱乐和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不温不火的中部城市，成为一座人口破千万、GDP破万亿元的吸聚网络流量的“网红城市”。在这些城市取得突破性、超越性发展的背后，数字化技术、平台、生态及发展思维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三节 疫情挑战加速城市数字治理创新
2020年4月，有着“互联网女皇”之称的Bond Capital合伙人玛丽·米克（Mary Meeker）在其发布的《互联网趋势报告》中指出，与此前全球疫情永久性地重塑地球相比，由于信息共享和科技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可能会小一些。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城市治理暴露了诸多问题和短板：政府敏捷决策和区域协作体系薄弱、物资统筹体系落后、监督体系缺位、基层协作治理和危机应对能力不足。利用信息化和数字化手段进行疫情防控和城市治理俨然成为必然选择。在大数据技术防疫的过程中，数据要素治理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促进了数据资源价值的持续释放。比如全国各地利用数据融合，推出“健康码”管理方式，产生了“管住重点人群、方便健康人群、助力科学决策”的防疫效果。“健康码”的制度安排，围绕着政府内部的业务协同展开，主要表现在：一是“健康码”作为人员流动的电子健康证明，方便了公众的正常出行，实现了人群的健康管理；二是较好地解决了组织管理中层层统计、每天报送的“表格防疫”问题，节约了行政成本，落实了基层的登记排查任务；三是借助数据流转和分析辅助决策，精准识别存在疫情风险的人群和地区，实现区域性的联防联控。
对政府管理部门而言，“健康码”通过把数据流转至专门性的部门，构建公共数据库，有助于精准识别存在疫情风险的人群和地区，形成区域间的协同合力。总体上看，“健康码”一方面有助于复工复产，另一方面能起到流调溯源的作用。在复工复产方面，大多数地区需要接收外来务工人员，而跨省市流动带来较为复杂的出行轨迹和较大的感染风险，地方政府则可以依托相关系统的数据处理，对社区疫情进行实时监控，使属地防疫指挥部门实时了解辖区内各社区的人口动态、疫情动态和趋势动态。在疫情溯源方面，相关部门可以对上报的疑似病例、疑似接触人员、确诊人员的轨迹进行实时跟踪，确保对重点人员、密切接触人员和易感人员的筛选和布控。政府和用工单位对人员流动的数据化“监控”，让疫情形势的判断更加精准，有助于区域间防控方案和复工复产政策的制定。由此，“健康码”能够将区域疫情防控落实在信息汇集、协同监管上，构建了数字化、区域性的疫情防控模式。
“健康码”只是一个数字时代疫情防控的标志性案例，而新冠肺炎疫情的袭击对整个城市治理体系的数字化重塑具有革命性意义。原先依托于街道居委会、社区工作者以及城市网格化系统的基层治理秩序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瞬间失效，城市治理思维、工具、模式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平台、数据与算法对数字时代的城市治理体系构建产生了重要的创新驱动作用。首先，从治理思维而言，精准治理、精益治理、精密治理成为疫情防控时期的关键思维。比如浙江省推出的县域疫情风险地图“五色图”评估体系，根据各县（市、区）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本地病例占比、聚集性疫情、连续3天无新增确诊病例等4个评估指标，把90个县（市、区）的疫情风险等级评为高、较高、中、较低、低共5个等级，在地图上相应由红、橙、黄、蓝、绿五色表示，并对“五色图”进行即时更新，添加近期新发病例数和聚集性疫情发生情况，动态评估各县（市、区）疫情是否稳定，以及疫情发展趋势是否趋好等。通过精准、定级、可视的方式，对各个县（市、区）的疫情防控情况进行公示，为快速恢复城市公共秩序提供助力。
其次，从治理工具而言，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需求倒逼城市治理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面快速提升，突出表现为健康码与通信行程卡的应用。截至2021年7月，腾讯“健康码”累计覆盖超过20个省份，400多个市（县），累计服务用户超过10亿，亮码数超过440亿，累计访问量超过1100亿。当前，“健康码”不仅成为科技公司基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回应疫情与城市治理需求的方式，同时也折射出现代治理的实践逻辑。此外，香港应用的电子手环对居家观察或隔离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进行无GPS定位的远程数据监测，这种“软硬结合”的城市治理数据应用也进入了城市应急的视野。谷歌、苹果公司也在此期间推出了疫情跟踪应用，以提醒用户是否与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密切接触，并与全球各地卫生健康部门进行数据合作。
再次，从治理模式而言，城市政府、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市民等多元协同参与的城市治理模式正在形成，具体表现为疫情防控期间的敏感地区提醒、密接人群通知以及数字应用工具众包开发等，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从文化、观念到技术、行动层面对城市治理的影响。疫情暴发初期，部分城市通过新闻发布会、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公开确诊或敏感人群的信息与流动轨迹，由于缺乏相应的发布规则与标准，要么公众无法获得有效信息，要么信息过于翔实导致个人隐私泄露，行业专家、法律工作者及公众共同参与在线“纠偏”，逐步推动疫情相关人群信息公开工作步入正轨。另外，在疫情暴发初期，城市政府的响应机制与应急体系尚未构建完成，对疫情防控尚未建立有效的数字化应急思路与工具，企业或个人主动参与便民服务工具的研发，有效地弥补了城市治理的空白，如由个人发起的“同乘密切接触人群查询”移动应用，利用政府公开发布的航班、高铁、汽车及疫情区域等信息，结合公众自主提交和申报的疫情数据，为个人提供疫情风险数据查询服务。疫情提升了市民参与城市公共治理事件的意识与能力，数字化技术支撑的城市治理平台、数据、场景等不仅成为政府、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市民协作的载体与工具，同时也成为推动循环创新的动力与燃料。
正如“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所言，信息共享与科技发展的确对冲和化解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给城市带来的部分负面影响：比如市民、企业与公共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提升了城市政府应对疫情蔓延的能力与精准施策的治理水平；比如无人机、机器人以及在线服务平台对疫情防控的参与，减弱了社交禁足、出行受阻、禁止聚集等带来的城市商业萧条，移动智能商业服务的供给改变了消费体验，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市商业活动的线下损失。“健康码”、口罩预约服务、“通信行程卡”等均是在常规城市运行环境下需要多方论证的城市治理与服务模式，而在疫情防控的“战时”，则在高度压缩的时间与空间内、于“迭代更新”“敏捷开发”等互联网思维的主导下被迅速推出，进而在真实、具体的城市疫情防控环境中不断完善和升级。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是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对城市数字治理模式、流程、体验的创新力与创造力的一次考验，同时，也是对现行的城市数字治理系统、平台和场景的建设运营模式的一次启发。
第四节 科技向善与未来城市发展路径选择
科技正在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于政府、企业与市民而言，由于应用能力、法规制度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科技正在呈现出“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科技在应对全球的贫困、灾害、战乱、饥饿等问题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缩小阶层鸿沟、维护社会公平、减轻城市灾害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自动驾驶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正在对城市治理、社会伦理、公共安全等造成不可逆的影响。由此，科技向善成为数字化转型时期城市发展所需倡导的重要议题。也唯有科技向善，才能使城市更好地实现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要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要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因此，科技向善不只是与科技发展相关的话题，更是与整个人类命运和城市未来息息相关的关键性议题。
2021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发布了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其中，数据信托、数字接触追踪、超高精度定位、远程技术、多技能AI等均在列。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可以看出，数字接触追踪技术、多技能AI等在密接者流调及病毒感染者追踪定位方面得到了深度应用，对保障城市公共卫生安全、精准推进疫情防控与实现城市运行的快速恢复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数字技术的使用并未在城市治理过程中规避“数字鸿沟”的问题，并未充分体现出对法律法规的遵守及对市民权利的尊重。比如，疫情期间媒体报道有多地老人因为无法使用或出示健康码而出行困难，在公交出行、医疗就医等方面受阻或受到选择性歧视；此外，在酒店、饭馆、卖场等城市空间内，个别商家出于提升营销质量、扩大销售额等目的，私自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获取顾客人脸数据，遭到市民质疑及监管部门的调查。这些现象的存在充分体现了“科技是一种能力，向善是一种选择”的真义。在数字化逐渐渗透的城市空间内，通过科技能够实现的行为与目标已经越来越丰富多元，但是如何规避和摈斥“数据歧视”“算法暴政”以及来自技术的设计和管理方面的“刻意之恶”或“无意之恶”，将是未来城市发展需要慎重考虑的议题。
在以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基建为驱动的城市发展形势下，为推动城市践行“科技向善”发展理念，不少城市开始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推动对城市弱势群体的帮扶与援助，推进城市数字公共服务的无障碍供给，利用小程序、App及智能应用在城市服务产品设计源头上消除歧视，以满足更广泛的城市市民群体的需求。此外，城市管理部门也在法律法规、组织重塑等方面寻找面向“科技向善”的城市治理之策。比如，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率先制定并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城市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应用体系，通过对政务数据共享“豁免权”与个人数据确权的制度性认定，拓展人人参与的城市创新发展之路。比如，广东等国内省份和纽约等国外城市通过设立“首席数据官”“首席算法官”等岗位，对城市运行过程中涉及的数据价值流动、数据安全保障及数据创新等问题开展综合性、系统性的治理工作。为了让城市市民对涉及城市治理与服务的数据、平台与算法保持信任和主动参与的热情，并对城市政府的公共数据使用设置相应的公众监督体系，还有一些国外城市逐步建立起城市运行算法定期开放公众咨询的机制，定期公布涉及城市治理与服务的平台、系统的算法，接受市民的咨询与反馈。2017年，纽约市议会通过了一部关于政府机构使用自动化决策系统的当地法，以此对纽约市政府机构利用数字技术是否涉嫌“算法歧视”进行监督与审议。
“科技向善”不仅是城市管理部门的事情，在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格局下，具有强大科技能力、庞大用户群体与规模化社会影响的科技平台公司也成为推动“科技向善”的重要参与者。比如滴滴公司针对夜间行车推出了辅助驾驶服务，通过AI技术与在线客服确保司机安全驾驶，后台定期呼叫司机进行语音互动，以保障司机与乘客的交通安全。共享单车企业通过对城市骑行数据的分析，洞察城市交通状况，进而在单车需求量大、上班族多或机动车出行不便的地区精准投放，充分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提升市民的出行体验。在国外，也可以找到“科技向善”在城市治理过程中的意外“标本”。国外一款名为“Citizen”的城市安全移动应用风靡了美国多个城市，它方便城市市民在遇到安全问题时及时发声和在线举报，城市治安员获取信息后将迅速分配地区警员进行干预与援助；同时，为了保障市民的隐私信息与人身安全，“Citizen”每一条用户信息的发布都不是定位在最精准的位置上，而是离用户位置最近的十字路口。
随着世界城市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服务型经济的发展，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经济、政治和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更多主动权，城市的经营、组织，以及交通、水、能源和通信等核心基础设施系统正在被整体定位。科技在城市环境、公共事业、城市服务、产业发展中的主导性作用与裂变式影响正在不断加剧，对城市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也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并由此带来城市品牌、投资价值、产业结构、人居环境等的一系列变化。对于数字时代的城市而言，“科技向善”不应只是一种城市平台建设、行为数据共享及算力场景构建的文化愿景，更应该成为针对具体的城市决策流程、治理举措与服务体验的可操作、可执行的原则。每一个城市都拥有不同的城市禀赋、不同的市民结构及不同的城市问题，当全球城市均开始迈入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不管是一个城市服务小程序，还是一个人脸识别摄像头，不管是一个城市出行二维码，还是一个市民个人信息填报表单，其背后都应包含“科技向善”的初衷——技术为人服务，而非人沦为技术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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